编者按: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常常于深夜穿梭在寂静的城市,往返于机场、医院和宾馆。海外的游子视他们为亲人,三秦的父老视他们为屏障,他们说自己是生命的摆渡者,他们是西安市新冠肺炎转运先锋队。
王丹、聂芳、惠峰、赵林波,他们四个是置业集团521医院第二批先锋转运队成员。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,他们分别于3月底、4月初与医院第一批的刘瑾彤、丁珍珍、陈斌交接后加入西安市新冠肺炎转运先锋队,驻守在西安市城北医院。与第一批不同的是,他们不仅负责转运西安市内确诊、疑似以及复诊患者,同时还担负着境外回国人员中患者的转运隔离任务。
“5.12”护士节当天,521医院工会主席马琳带队慰问转运队员
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是陕西和西安的空中门户,是全省和全市应对境外输入的第一道防线,对省市疫情防控工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随着防控输入性疫情风险的压力陡增,外防输入任重道远。
80公分的行军床、反复脱皮的双手道出他们转运工作的不易
在每一架国际航班到达西安前,转运队都会接到通知,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待命。“我们一直保证的原则是车等人,绝不能人等车。”转运队惠峰说。在这里,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,每到一架国际航班整个转运队会准备50辆急救车,每辆车配备一名司机和一名医护,一趟转运工作一般需要5-7个小时,期间不能吃饭、喝水、上卫生间,脸上反复被勒出了印痕、手被消毒液浸泡的脱皮、衣服常常被汗水浸透、每天都要强忍着饥饿等各种生理不适,虽然辛苦,但大家坚持24小时运转,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把人员送达指定医院。仅4月份一个月,转运队已出动转运车组600余车次。
王丹:我热爱这份工作,穿上防护服的我感觉自己就像“英雄”一样
出生于97年的王丹是市转运队里最年轻的一个,她性格开朗热情,在队里有什么事总是跑得最快,态度最积极。看起来乐呵呵的小姑娘,却在说起转运队的事时眼圈总是红了一次又一次。
“当时看到护士长在群里发的通知,我一看到我就说我去,我愿意去。”“本来没想和家人说的,但是后来还是没忍住,最主要就是怕家人太担心。”为了缓解一开始的紧张害怕情绪,空闲时间她总是反复进行穿脱防护服和消毒的练习。由于俄罗斯有确诊病例,接俄罗斯的航班的那一次,是她心理压力最大的一次。尽管她自己也很害怕,看到那些年龄比她还要小的留学生,她还是在规定的范围内,尽量安抚他们的情绪,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状况和情绪变化。
转运工作需要细心和耐心,有患者需要转运,她会仔细询问病人的症状,同时做好详细的记录。每开一次车门都会进行手卫生与喷壶喷洒,切实做好安全转运。转运途中,严密观察患者病情,给予患者心理安慰,将患者平安转运至目的医院,确保转运患者及时得到救治后,进行终末消毒。除此之外,在每次任务结束以后,她还担负着日常的紫外线消毒、物表洗消擦拭、酒精擦拭物表、洗分体衣以及提前为每一次的出车做好物资准备等控感工作。
王丹说:“防护服装备是我的防弹衣,喷洒壶是我的武器。国家和民众对我的期待是我前行的动力,健康平安、做好防护是家人和朋友对我最大祝福。”她很荣幸能成为转运先锋队的一员。
聂芳:只要国家需要。医院需要,我愿意一直坚持
“口罩绳从我耳朵后滑落的瞬间,我当时心里就觉得这下完了。”回忆起一次转运患者的惊险瞬间,聂芳还是有点后怕。“那天发的两个口罩都是挂耳,我们在机场等待了4个小时,当时俄罗斯留学生刚上车,我右耳朵的口罩一下就脱落了,当时瞬间就呼吸到了车厢里的空气。”带着巨大的恐惧,她迅速摘下三层手套的第一层,重新戴上了口罩。回到驻地,她立刻对自己进行反复消毒。这是她工作50多天来最难忘的一刻。
刚到转运队时的聂芳,为了排解心里压力,空闲的时候她就天天跳绳、使劲喝水,努力按点吃、按点睡,用近乎强迫的方式促使自己的心情安定下来。在转运队,工作压力同样也很大,“如果一天有两趟航班的话,那这一整天就别想着吃睡了。”每次去接航班,提前两个小时开始,聂芳就一口水都不喝了。到了机场,飞机一落地他们就要穿戴好各种防护用品进入机场等候,车上不能开窗不能通风,然后往往要等待两三个小时才能接到患者,西安逐渐变热的天气也让这项工作越来越充满挑战。
聂芳有两个孩子,大女儿今年还是小升初的关键时期,尽管心里十分牵挂家庭,聂芳还是说“总觉得还是要为疫情做些什么,不管是一天两天,还是一个月两个月。”谈及为什么愿意来转运队,她说:“这些事情总要有人做,总要有人冲在前面啊,作为医务人员,义不容辞的。”
惠峰:能够为国家抗疫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,我内心也是很骄傲自豪的
从98年抗洪、03年非典再到08年汶川地震,惠峰每一次都冲在前线,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。得知派往急救中心的转运先锋队里需要司机,他早早就主动申请。
惠峰是4月初到转运先锋队的,来了就开始负责机场转运工作。“印象中接到年龄最小的患者才16岁,是一个04年的小女孩,家是广东的,说在咸阳落地有举目无亲的感觉。我看着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同胞,看到他们盼望回家的眼神,我就想尽我所能的给予一些帮助,”按照不能过多交流的规定,惠峰能做到的不多,但他还是努力在行车中保持平稳和安全,在防止患者晕车的同时,完成检测后尽快到达患者休息的地方。
据惠峰了解,他转运的人员中有几个是确诊新冠的患者。“不得不承认,刚开始工作的时候,接到转运的患者心里还是害怕的。”事实上,转运的患者绝大多数是没有防护或者佩戴穿着的防护并不规范的,这对转运队员来说,在车里共处被感染的风险很大。有次他在开车时手套破了,而当时车上还没有备用手套,他只好裸露着右手完成了这次出车任务,回到驻地,他“神经”似的反复消毒双手。这些意外让他们每次工作都充满了风险。
但惠峰说:“作为社会的一份子,享受国家给予的各种福利,得到他人给予的帮助,而自己作为一名党员,也该在这种时候,尽好自己的党员义务,履行好自己的党员责任。”
赵林波:一想到我们保护的是全国的人民,再苦再难我也充满了干劲
3月21日来的赵林波是转运队里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之一,在转运队的60多天里,他经历了工作量最大的两周。当时海外疫情压力很大,国内疫情也尚未平稳,他是第一批接国外的转运司机之一,接近两周的时间,每天不仅要接两趟航班的患者,还担负着转运复诊患者的任务。经常是早上4点多出发,凌晨1点左右才回来,每天都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,最多一天就转运了四名患者。
最开始物资匮乏的时候,他们的N95口罩还是重复消毒使用,并且只能穿戴一级防护。有几次戴口罩时间长了,口罩绳把赵林波的耳后勒烂了,完成一天任务后摘下来的口罩绳还有斑斑的血痕。
随着天气越来越热,转运队员的任务也越来越充满挑战。机场的停车坪没有一处阴凉地,在太阳底下等待几小时,车内温度有时能达到40多度。紧闭的车窗、密不透风的防护服、闷热的车内环境,人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“张口呼吸规律的呼呼声,显得车里特别的压抑。”这些都让原本简单的开车工作充满挑战。
工作再难,赵林波都努力坚守,他说:“看到那些归来的海外同胞,我感到祖国真的强大,只有中国在用实际的行动关爱着自己人民的安全与健康。疫情不退,我也愿意一直坚持,为国家抗疫做出自己的贡献。”
他们都说:没什么,这些事总要有人去做。
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,
就是在可以选择“不”的时候,
他们选择了“是”。
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,
选择了艰难、辛苦和奉献。
致敬,生命的摆渡者——转运先锋队!